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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温克族文学:大时代变革下的文化寻根

数的多寡与文化的厚薄并无必然关系,正如经济的发达与否与道德修养的高低没有因果链条,鄂温克族当代文学的创作实绩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有着悠久口头传统的族群,一直没有书面文学,但一旦开始了当代文学的历程,便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她的作家用汉语、蒙古语迅速创作了一系列精彩的篇章,并且产生了具有全国性乃至国际影响力的领军性人物乌热尔图。

我***初接触鄂温克族文学就是从乌热尔图开始的,早先读他的《七叉犄角的公鹿》,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直到后来系统重读他的系列作品才发现,经过时间的淘洗,在20世纪80年代风云变幻、杂花生树的文坛中,在勃然兴起又倏忽而衰的众多流派与作家中,乌热尔图反倒愈加凸显出鲜明的独特形象和文化意义。

但鄂温克族文学并不仅仅止于乌热尔图,乌云达赉、涂志勇、杜梅、安娜、涂克冬·庆胜、阿日坤、道日娜、贺兴格、哈赫尔、武波远、尼玛官布、杜金善、柳华、杜刚、杜国良、白淑琴、古新军、敖蓉、德纯燕、德柯丽、娜仁托雅等老中青几代人的写作已经逐渐形成了鄂温克族当代文学的总体脉络。按人口比例算,这样的写作人数是惊人的。当然,他们中许多人的写作尚处于比较草率和粗简的阶段。如果从纯文学或者审美、技法等角度去看,可能不值一提。但是,问题恰恰在于文学从来就不能化简成审美、娱乐的消遣,它也是教育和认识的途径、自我表达和张扬精神的渠道,更是凝聚族群、振奋精神的工具。换句话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个人口较少民族的日常状态,所关心的事物,心里想要表达的欲望,情感诉求的倾向,内蕴丰厚的文化传统及对这种传统的自豪与珍重。我们读这样的作品,只要不带着惯有的审美惰性和思想偏见,就能从哪怕***简陋的文字中汲取到不可忽略的灵魂,就好像从表面充满杂质的原石中发现珍贵的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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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因为偶然的机缘,我到内蒙古鄂温克自治旗参加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三少民族”笔会,第一次亲密接触到鄂温克族同胞和他们生活的地方。我看到湛蓝的天空、广阔的草原、笔直的道路和安详的人们,也见到日益增多的能源企业来挖掘煤矿、采集石油留下的机器和斑驳的地表。一切都已经表明,鄂温克族这个早先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经济形态的族群,日益面临着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这种现代性的变革从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之初的民族识别与下山定居就开始了,在如今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愈加激烈。很大程度上,鄂温克族的传统是被迫卷入这个全球性的现代进程之中的。

因而,从文学史上所谓的“新时期”以来,鄂温克族文学第一波浪潮直到当下,现代性中的内在冲突与裂变就是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它以两种形式被表述出来:在历时层面是传统与现代、代际之间的矛盾;在横向层面是族内共同体与外来者、地方性与全球性的扦格。这些作品往往在清新刚健中蕴含深沉广阔的思索。直到新世纪以来,这种现代性的失落,依然是挥之不去的鄂温克族写作主题,只不过它更增添了一种挽歌式的怀旧色彩和忧郁笔调。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强势进入,造成了执拗性的退守形态,使得越来越多的鄂温克族新作家投入对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强调之中,因为差异性才是应对全球通约性的资本和基点。但这无疑使得写作主题狭窄化和单一化了,文化寻根和认同的强势造成了更多可能性的压抑,让那些更富自我更新、自强不息的主题被掩盖。因为虽然是个边缘、边远、边境的少数民族,鄂温克族却始终都不是自外于主体、主流、主导性的文化与话语之外的,它的命运总是交织着大时代的变革。所有的忧伤与欢欣、哀愁与希冀、失落与梦想、迷惘与探索,都是整个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涂志勇的小说《彩虹在远方》中,可以读到类似“改革小说”式的困惑、挣扎、探索、创新的勇气与担当的精神。那是一种带有理性反思色彩的大写的主体,在沉思自己及自己的命运。他的《***后的猎人》与杜拉尔·梅的《那尼汗的后裔》等则具有文化寻根的意味,一种新型的认同感开始展开,开始从本民族渊深的传统里发掘资源,与乌热尔图中后期开始的非虚构写作转型齐头并进。这一切的文学活动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既是鄂温克族文学,也是中国文学,更是世界文学,回响的是时代的跫音。在涂克冬·庆胜的自然主义色彩浓郁的故事白描中,在德纯燕“离散”式的写作题材中,也可以感受到新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与心理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鄂温克族文学体现出来的宽厚博大、顽强坚韧、反求诸己、淳朴刚健精神,构成了中国精神的一部分,讲述了一种不太为人所知的中国故事。这是鄂温克族文学作为少数民族文学普遍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鄂温克族文学也有它独特性的一面,即它们总是会带有天然亲近性的本族群文化书写,包括景物、住所、仪式、饮食、服饰、习俗、信仰、禁忌等。这些描写不仅绘声绘色地提供了身入其境的代入感,也是对于本族群文化的传播,对他人起到了认知和教育的功能。比如,森林的场景和意象、猎人出猎的方法和过程、宗教活动中的萨满跳神……都增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容组成和多样元素。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学书写中所保存的丰富的历史与情感信息。比如,安娜《绿野深处的眷恋》就涉及了“三年困难时期”内蒙古同胞收养3000多名上海、常州、苏州、无锡的孤儿的背景。在鄂温克族牧民家中长大的上海孤儿铁木尔姑娘,面临着类似于张贤亮的《灵与肉》中许灵均式的选择。这虽然是大时代的小插曲,却是有血有肉的历史。还有《静谧的原野》中汉族知青李玉与鄂温克族牧人桑登老爹、小妹妹塔拉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不正是中国各民族在交流互动中和谐共处的生动写照吗?但是,多年以来,这些历史,以我有限的观察,似乎只在内蒙古导演的电视剧《静静的艾敏河》与电影《额吉》中有所体现。对于这样有着特殊意义的题材,上海的作家、艺术家好像集体失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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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势利和世故,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意味深长的现象。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普遍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尽管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直不遗余力地进行扶持,但是因为长久以来的文化习惯和“文明等级论”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其实,这并不是因为少数民族“野蛮”、“没文化”,而是在既定教育系统中培育出来的批评者缺少知识储备和同情性的关怀。

少数民族题材也往往缺乏商业性的价值,无法在市场上获得广泛的关注,所以它们难以赢得主流批评者、研究者的梳理与阐发,也很难作为一种国家性的文学知识进入主流文学体系之中。然而,各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足以自豪的文化经典,比如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也产生了一些少数民族著名作家和新锐作家,比如张承志、乌热尔图、阿来、阿拉提·阿斯木、叶尔克西、夏曼·蓝波安、瓦利斯·诺干、巴代、光盘、金仁顺、田耳、马金莲、了一容等。正是这些多民族作家的文学书写,反映了中国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中国文学生动的现场。

在缺名少利的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中,一般只有少数专门研究者去注意他们,并且还是集中在那些名家身上,鄂温克族作家中被研究者注意和了解的更是屈指可数。所以,这本选集兼顾了许多并没有“名气”的作者,以及以蒙古文写作的、几乎很少被汉语读者看到的作品,希望能够较为全面地呈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鄂温克族文学创作的总体面貌。这同时也是呈现完整的中国文学地图的一种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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