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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详细  
鄂温克民族文化的历史变迁

     迁入地区的自然环境不适合于农耕,渔猎采集业恢复为基本生产方式。并且,由于民族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成为征服民族和迁入地民族的附庸,因而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滞。从公元前 28年高句丽“伐北沃沮,灭之,以其地为城邑”开始,鄂温克族的祖先向“四下逃散”,到了黑龙江上游地方的鄂温克先民,没有受到其他民族影响的部落,继承了民族历史传统,继续着渔猎采集的生产方式,并且在清朝时期被确定为“打牲部”,那些受到蒙古民族影响的部落则在物质文化和制度习俗文化、精神文化上开始了蒙古化的进程,因此,到了11世纪那些蒙古化的部落被称为“迭儿列勤蒙古”。

      1996年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oroonki)走出森林,放下******,走到山下,开始了他们的定居农耕生活。2003年中国***后一支大兴安岭里的原住民——敖鲁古雅鄂温克族,放弃了他们的狩猎生活,走出森林,过上了定居游牧(驯鹿)的生活。

      鄂温克民族适应森林渔猎采集物质生产方式,创造了民族特色的造型艺术。他们用桦树皮制作的盒、桶、碗、盆、箱、挎包等生产生活用品有几十种,不但制作技艺堪称一绝,而且在桦树皮上面刻、镂、绘各种几何纹、花草纹、动物纹图案,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平。用桦树皮剪的猂、驯鹿、飞禽等造型古朴、粗犷,形象生动。狩猎的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一样,使用桦树皮制作生产和生活用品,创造了特殊地域的桦树皮文化。雕刻艺术可分为骨刻、木刻等。用猂骨制作筷子、衣扣、板指、驯鹿鞍配饰,用其他兽骨做拉线棒等都在上面雕刻纹样。木刻用做并装饰神偶、刀柄、烟锅、驯鹿鞍具、背夹、动物玩具、蒙古象棋等。在衣袍、手套、鞋靴、荷包、枕头顶、妇女头饰、摇篮头衬上面,妇女们都以刺绣予以装饰美化。刺绣的技法有平绣、锁绣、缬绣补花等,所用色彩醒目夸张,图案有云卷纹、几何纹、花草、动物、人物等,多姿多彩。此外,鄂温克族还有绘画、剪纸等民间艺术,并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民间艺人。

      鄂温克民族制度习俗文化的变迁

     从社会制度看,公元5世纪前,古鄂温克人仍处于氏族社会时期,各氏族按照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沿水居住。史书说他们“无大君主,有邑落长帅。”[30]“此时东北边地的沃沮人,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处于氏族部落时期,”[31]《魏志》曰:东沃沮……无大君王,世世有邑长。……今诸邑落渠帅称三老臣,句丽置其中大人为使,又置大家以统之,税其貂布食物、美女婢妾。[32]这种氏族部落制度一直延续到他们迁入呼伦贝尔地区时仍然发挥作用。由于清朝推行的八旗制度才使这一古老的社会制度的社会功能逐渐被弱化。由于鄂温克人多依水而居,氏族的居住分界往往是以一定区域内山水为界。因而在姓氏习俗上,基本上都是以水为姓。其他民族也往往用水来表示这一民族的称呼。如:“沃沮”、“乌苏骨”、“乌素固”、“靺鞨”、“勿吉”、“通古斯”、“索伦”等。5世纪初,鄂温克人踏进了氏族封建制的门槛,其生产生活领地的划分往往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是以家族或氏族为单位,家族、氏族内的分配制度基本上是公有制的而不是私有制的。

     从政治制度看,鄂温克民族先民建立渤海国是其政治文化发展的顶峰。渤海国是一个具有二重性的政权,它既是粟末靺鞨为主联合少量高句丽等遗民建立的一个边疆少数民族王国政权,同时又是唐王朝管辖下的一个羁縻州。这二重性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点上:其一,每世渤海王的更迭,虽皆由大氏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方式,但均需得到唐王朝的认可,接到册封后才算合法,否则只能称“权知国务”、“知国务”;其二,唐王朝在册封新继立国王的同时,必任命其为忽汗州都督府都督,即继立者要同时接受唐王朝地方官的任命;其三,渤海国有向唐朝贡的义务,史载渤海向唐朝贡凡140余次,朝后梁、后唐10次。

     从渤海国政治制度的结构上看,是以国王为核心的君主集权制。由于这个王国政权又是唐王朝的一个边疆地区的羁縻州,如前所述,所反映到其政治制度上就出现:一方面,国王是渤海人的******主宰者,独揽一切大权,实行个人专断;王位采用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军政要职大多由望族担任;另一方面,新继王位者又必须得到唐朝廷诏册后才算合法,渤海国王要接受唐边州都督或节度使的押领,唐朝还派人为“长史”到其地监领。在这一政治制度下,其行政建置和职官,既有相同于唐一般地方的府、州、县区划和相应的官吏设置,又有不同于一般地方政权的各种机构。这就是,为辅佐国王统治,设有三省、六部,十二司、一台、七寺、一院、一监、一局等比照唐中央政权的办事机构;762年渤海国王大钦茂以唐为模式,在一些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地的府,建立渤海五京。设上、中、东、南、西五京。上京设在王城所在的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中京置于早期都城所在的显德府(今吉林省和龙市西古城),东京立于一度为王城的龙原府(今吉林省珲春市八连城),南京在靠近新罗边境的南海府(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郡),西京在“朝贡道”上的鸭渌府(今吉林省临江市)。渤海国凡有15府、62州、100余县。

      渤海王国的繁荣和强大在公元9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时期。它占领了北至黑龙江,西至中国东北中南部开元的广大地区,并同突厥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

     关于渤海的建国者及主体民族的族属,目前国内外史学界还有以下几种看法:一是认为渤海属高句丽族,而高句丽属朝鲜史的范围,渤海史应放在朝鲜史范围内。南、北朝鲜的学者李龙范、朴荣海、及日本的白鸟库吉持这一观点。二是认为渤海的建国者与主体民族为女真人,日本稻叶岩吉持这种观点。三是认为大祚荣为靺鞨白山部人,白山部曾依附于高句丽政权,日本的和田清、津田左右吉持此种观点。四是认为大祚荣及主体民族为粟末靺鞨人,李殿福、孙玉良等持这种观点。

     从婚嫁制度看,古鄂温克人实行的是族外婚制,甚至于在女子年龄未及成年时,婚嫁两族即已相许聘娶,女子到了十岁被男方聘回家,在男家养大到成年再送还女家,这时若要成亲,男方还需要下聘礼才可以将女子娶回家。“其嫁娶之法:女年十岁已相许,男家迎之,长养以为妇,至成人更还女家,责钱毕乃复还男。”[33]

     从丧葬制度看,古鄂温克人,从渤海文化遗存考古发掘来看,渤海早期葬俗反映了粟末靺鞨先民葬俗特点,“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湿,若秋冬,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魏书》,卷一○○,《勿吉传》)进入唐代,“死者埋之,无棺椁,杀所乘马以祭”(《旧唐书》,卷一九九,《北狄·靺鞨传》),又“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敛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挹娄传》)。至于渤海建国后葬俗情况史料失载,通过对渤海墓葬考古发掘得知,在一般渤海平民中多为小型土坑封土墓,反映了其先民靺鞨人“以身衬土,无棺敛之具”的特征。到了后期才学会用木棺椁殓葬,“大木椁长十馀丈,开一头作户,新死皆假埋之,须肌肉尽,取骨置椁中;举家皆共一椁,刻木如生,随死者为数;又为瓦鬲,置米其中,编悬之於椁户边”。[34]

     其语言习俗:“其言语与句丽大同,时时小异。”[35]“言语、饮食、居处、衣服有似句丽。”也就是说,由于古鄂温克民族同高句丽共同居住于一个地理单元,加之高句丽国时期,前鄂温克民族居住区的东沃沮和北沃沮都是受辖于高句丽国的,因此,其言语、饮食、居处、衣服习俗“有似高句丽”,这也是难免的。

     终其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古鄂温克人风俗习惯深受其他民族的影响。粟末靺鞨突地稽迁居营州地区后,“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帝嘉之,赐以锦绮而褒宠之”(《魏书》,卷一○○,《勿吉传》)。与突地稽相比,渤海国缔造者粟末靺鞨贵族大祚荣在其建国后,更是全方位地向中原王朝靠拢。先是与唐王朝确立了藩属关系,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在风俗习惯方面更是积极引进中原文化。总之,渤海国缔造者大祚荣及其先辈突地稽等粟末靺鞨贵族是积极接受中原文化的代表。在这样背景影响下,渤海时期鄂温克先民的传统民族文化,随着渤海地方政权的建立,在渤海主体社会中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所谓著名的“海东文化”实际上就是渤海国粟末化的中原文化,是中原文化在粟末靺鞨族中的发展。

      而到了辽、金、蒙时期,其语言、饮食、居处、衣服等习俗又深受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影响,有似蒙、满各族。现代生活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和陈巴尔虎旗境内的鄂温克民族习俗,往往同蒙古族时时大同,或则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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