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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热尔图:鄂温克的文学狩猎人

乌热尔图

      鄂温克族,著名作家、摄影家。1952年4月出生在嫩江畔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自幼受达斡尔族、鄂温克族民间文化、汉族文化的多重影响。1968年底初中毕业后,在鄂温克游牧部落中生活十年之久。他的短篇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连续获得1981年、、1982年、1983年全国******短篇小说奖。1985年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先后出版短篇小说、散文随笔集《七叉犄角的公鹿》、《乌热尔图小说选》、《琥珀色的篝火》(日文版)、《你让我顺水漂流》等一百多万字作品。还主持编辑出版了《美丽的呼伦贝尔》、《额尔古纳风光》等大型摄影集。

      乌热尔图的经历是上世纪80年代的独唱。作为一个鄂温克族作家,他原本或许只能充当主流文化的注脚。但是这种命运却在一个特殊年代因缘际会地产生了倒错。

  从1981年到1983年,乌热尔图连续三年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另一方面也获得了以李陀为代表的体制外文化圈的高度评价,这在80年代初期十分罕见。乌热尔图一时成为当时***为走红的短篇小说作家,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一面旗帜。1985年,乌热尔图担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进入了中国作家的“中心地带”。以乌热尔图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异军突起背景复杂。无论是陈丹青的西藏组画,还是马原的“西藏题材”小说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形式的少数民族风情热,或源于原创性或流于庸俗的跟风,与各种思潮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道耐人寻味的独特风景。

鄂温克部落收留的“孤儿”

      1965年,我进入呼伦贝尔盟海拉尔第二中学。“文革”开始不久,学校停课了。我的父亲是满归鄂温克民族乡党委的负责人,“文革”一开始,他被诬陷为民族分裂分子,乌兰夫的爪牙。我受牵连,在学校,什么活动都不许参加。

      1968年,开始上山下乡。大部分同学去了农区,一部分在学校等分配。我因政审不合格,没地方接收,就只有回家,回满归乡了,也就是现在的敖鲁古雅。那时的敖鲁古雅,尽管已经由国家出资建造了一些供猎民居住的房屋,但鄂温克族仍然过着传统的狩猎生活,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山中度过,他们狩猎、饲养驯鹿。

     1968年底,经过各种努力,我终于来到敖鲁古雅东方红猎业生产队,成了一名猎民。我是城镇里长大的鄂温克孩子,对鄂温克猎民的生活全然陌生,当时连鄂温克语都不懂。但是,因为父亲曾在这里做过几年书记,人们敬重他勤勉、忠厚的为人,所以没人歧视我。

     父亲的一个朋友送给我一支******。这是一支7.62口径的俄式步枪,鄂温克猎人都使这种枪。要成为一名好猎手不容易,在鄂温克人中,只有好猎手才会受人尊重。

      在与鄂温克猎手们一同狩猎不久,我决心独自出猎,证明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鄂温克猎手。我每天都起早上山转悠,一天终于在树林里发现一只狍子,我屏住呼吸,一枪中的,兴高采烈地背着猎物回来。猎人们发现我也能打到东西,开始对我另眼相看了。此后,我打到的猎物越来越多。

18岁,一个成熟的鄂温克猎手

      一天,大雪纷飞,天没亮,猎人们就聚在一起,虽然猎马都牵走了,大家还是想出猎。有人说,要往东山去,有人说要往西山去,我说,我往南山去。没有人提出异议,就这样,我为自己在鄂温克猎手中争取到了平等的位置。

     那天,我冒着大雪,一直往南走。终于发现了狍子的行踪,我用各种方式跟踪靠近,***终打中了一只很大的狍子。放到背夹子上才发现,它太大了。我用力背着这只大狍子走了很长时间,可雪越下越大,把我来时的脚印掩埋了。结果,我沿着相反的方向走了很久。最终不得不把狍子丢掉,剥下了狍子皮背回来,以证明自己并非空手而归。

     那时,除了饲养驯鹿,狩猎仍是鄂温克人的生活依靠。每天,猎人们出门前吃一顿饭。身上带着干粮一直撑到晚上。开始的时候,我不习惯,带着饼也不愿吃,心里着急,怕空手而归,结果晚上回来的时候,累得几乎完全走不动了,在雪地里走几步,就要歇一下。冬天入山前,父亲很认真地告诉我出猎时必须遵守的三条原则,是这三条“戒律”保证了我在野外的平安:

一,火柴放在特制的桦皮盒子里,不能受潮,无论何时身上都要揣着它。它就是生命。

二,走累了不能坐在雪地上,要坐在干倒木上。否则一旦出透了汗,就会腰腿抽筋站不起来了。

三,地形不熟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自己的脚印,顺着脚印走回来。

     在当猎人的四年中,我参加的******的一次狩猎是打黑熊。我们一共四个人带着两条狗和十几头驯鹿追踪了好几天,***终成功地找到了黑熊的藏身之所,猎取了它。能够参加小组性的狩猎黑熊行动,证明我已被认可为一名成熟的猎手了。那年,我刚过18岁。

被发掘的少数民族文学新秀

     在鄂温克猎民中度过了四年的狩猎生活,我连写封信都困难了。猎人在山里不看报,听不到收音机。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的认知能力已降到了******点。父亲恢复工作后,我被安排到清林部门当了一年的检尺员。平时没事的时候,我抱着本字典,写字认字,重新从最基本的识字开始。

     两年后,我回到敖鲁古雅乡,做了一名派出所民警。我的工作任务就是领着猎民打猎,保证他们的安全。1974年,敖鲁古雅开始受到外界关注,一些记者来到这里了解鄂温克人的生活。这一年,乡党委叫我当宣传委员,接待外来的记者们。我经常给那些记者讲述鄂温克人的传说和生活故事。当时,有位来体验生活的作家——慕及春先生,人非常好,对我影响很大,他鼓励我动手写点东西。我也逐渐感到,自己的这一段生活经历是有价值的。于是,我开始尝试着写些小文章。

     1976年,我作为乡宣传委员为报纸写了些小报道,并开始尝试写一些儿童文学。一些作品发表在内蒙古的刊物《草原》上。1978年,《人民文学》主编李季先生提出要办一期少数民族专号,派编辑赵则训同志到黑龙江组稿。他听说,在敖鲁古雅乡有一个年轻人对文学很感兴趣,就找到了我。他看过草稿,对我说写得可以,希望我同他一起到北京修改。

     当时的乡党委书记是鄂温克人,我父亲的老同事,他特批了路费,让我去了北京。几个月后,《森林里的歌声》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过了一年,《少数民族作家短篇小说选》出版,其中选载了我的这篇小说。冰心老人为《小说选》写了序言,她在序言中特别提到了《森林里的歌声》。当时我读书很少,甚至都不太知道冰心是谁,只知道她是一位很有威望的老作家。那一次,对我鼓舞很大。

全国短篇小说奖的“三连庄”

     1981年,我的短篇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同年,中国作协组织了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这个班在文学讲习所举办,我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个创作班对我的创作来说是个转折。参加创作班的有36个民族的作者,时间跨度近一年。我被分在著名小说家王愿坚先生的门下,由他亲自辅导写作。王愿坚先生热心、认真,真是少见的好人,他对短篇小说创作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在创作班学习期间,我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七叉犄角的公鹿》。在小说即将完成的时候,我把草稿交给王愿坚先生,他很中肯地提了意见,我接受了他的修改建议,改动了小说的结尾。1982年,这篇小说再次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之后,《小说选刊》特地请王愿坚为《七叉犄角的公鹿》写评论,当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他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并十分认真地写了一篇文采飞扬的评论。他在这篇精致的短文中,对我的这部作品十分赞赏。我读到他的文章之后,有一种难以忘怀的感动。

     1983年,我的小说《琥珀色的篝火》再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回想起来,我的小说连续三年获奖,应该说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作家协会主持工作的冯牧等前辈作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视分不开。

     从《一个猎人的恳求》到《七叉犄角的公鹿》,我的小说创作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个猎人的恳求》带有明显的伤痕文学色彩。当时,我是带着一种强烈的愤懑情绪创作的。但不久后,我意识到,这样的东西读起来过于表面化,创作不应被个人的情绪所牵引,小说应该表现更深沉的东西。

     1983年,我与李陀相识。他是多年来对我的创作产生持续影响的人。李陀在读了我的《七叉犄角的公鹿》后,主动找到我。一见面,我们就谈得很对脾气。李陀是达斡尔族,而我的母亲也是达斡尔族,我们自然有一种亲近感、信任感。李陀有很高的文学鉴赏力,他对小说创作的态度爱憎分明,面对好小说不吝赞美,而他觉得不好的小说,敢翻脸大骂。他对我的小说一直给予很高评价。但也曾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我的创作思路变化缓慢,写实因素太多,受海明威影响太重。我很长时间吸收不了他的批评,仍保持着自己的写作惯性。

从中国作协回归呼伦贝尔

     1985年,我被推选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之后,我被作家协会从呼伦贝尔盟借调到北京,白天到作协坐班,晚上在宿舍里读书、创作。1986年,我得到了一个开阔视野的机会,与邵燕祥先生一同接受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中心的邀请,赴美写作、考察。爱荷华大学写作中心是由诗人保罗·安格尔与他的夫人聂华苓创建的。此前,王蒙、萧乾、冯骥才和张贤亮都曾应邀到这个写作中心写作。

     我在美国呆了四五个月,特意参观了印第安保留区,对印第安人在美国的生存状况有了初步的印象,当时的感觉并不太好。回国后,我总结自己的感受,觉得美国之行无非使自己多了观察世界的参照点,反而使自己更加珍爱呼伦贝尔这片土地。我重新确认了自己的价值观。我认为,一个作家能够有自己独特的声音,能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驰骋想象的土地,那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1988年,我推托掉作协的一些工作,回到了呼伦贝尔,精力投放在读书和写作上,主要研究地方史,关注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3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变成了一名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志愿者,与有共同志向的同事们,组成了环境保护协会。我可以挺直了腰杆说,我没有疏远,也没有背叛这一片对我恩重如山的土地。

口述:乌热尔图

采写:本报记者 张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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